失去的，和寻找到的

——读刘登翰“侧影”的感想

(相关资料图)

洪子诚

刘登翰《一个华侨家族的侧影》(以下简称“侧影”)的这些文字，在写作过程中我就陆续读到;这次结集又重读一遍。谢冕先生说的很好，它是家史、家族史，更是心灵史。他用清丽、深情的文笔，写一个家庭、家族在大历史中的兴衰聚散，祖辈和父辈在异国的歧路荆棘、艰难谋生，写母亲在艰难竭蹶中对亲人的思念和抚养子女的含辛茹苦，更呈现了叙述者在回顾这一切时的诚挚、执着的信念和心灵轨迹。确实如谢冕所言，在这些由汗水和泪水浸染而成的文字面前，我们能“从广阔的空间领悟到他们的迷惘和渺茫，又从叙述之细微处得到感同身受的酸楚与疼痛”。大约二十年前，我曾读到登翰写母亲的诗《月亮是那条回家的路》，那些余光中式的修辞留下颇深印象。在读了他的这本回忆录之后，才真正理解“载我泅渡”“是母亲满头漂白了的岁月”，“再也无法修补”“是我猝然发作的伤口”这些句子所蕴含的伤痛。仿照当代一位诗人的说法：这是伤痛，不是伤痛的修辞学，是伤痛本身!

认识登翰已经有65个年头。1956年9月我们考入北大中文系。那些年大学生的构成与往常不同。由于国家号召在职干部报考大学，“向科学进军”，便有称为“调干生”的身份。中文系那几届，应届高中毕业生和“调干生”几乎各占一半;他们之间的年龄相差最大达到十多岁。登翰有点特别，他不是应届生，但也不是“调干”。从厦门师范毕业后在《厦门日报》工作过一段时间，却没达到满三年的标准。因此，在懵懂无知的我的眼里，他既有引领者的资格和能力，又有同属初涉世事、城府未深的亲切感。

登翰一表人才，福建当代涌现不少才华横溢而又帅呆的文学批评家，如张炯、谢冕、南帆……登翰是其中之一。他热情、感情充沛，好结交朋友，重情义，兴趣广泛，勇于探索、有蓬勃的开创精神和能力。大学期间学习成绩优秀，既写诗，写散文，也编写电影剧本，是北大学生“文艺界”的知名人士。我们入学后分配在一个班，五年里大部分时间也同住一间宿舍，无论学识和为人，都从他那里学到很多。那时选择中文系，大多有当作家、诗人的幻梦。在他的提议下，我们把自己写的诗和散文抄录在“坐标纸”上，出了两期墙报。因为是贴在宿舍里，读者肯定不会超过20人。他多次把我写的诗和小说推荐给《红楼》，它们的蹩脚无法逃避被退稿的命运。在1958年“大跃进”的狂热中，我和他跟另一个同学宣布提前进入共产主义。根据共产主义的“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”的定义，三人将衣物和日用品都放在一起，大家任意取用。结果不到一两个星期，就发现没有干净的衫裤袜子，这才意识到我们的这个“主义”是在比赛谁更懒惰。1958年底，《诗刊》社来北大要谢冕找几个同学编写新诗发展概况，我能忝列其中也是登翰的推荐：孙绍振后来坦言，他和谢冕当时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个人存在。

登翰在“侧影”这本书里，有许多笔墨情深地写他生活的城市厦门。我的老家是广东揭阳，与厦门相隔不远，况且潮州话和厦门话同属闽南方言——这是我上大学才知道的。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，北京揭阳往返可以选择的路线有两条，一是京广线火车到广州，转乘长途汽车，另一条经京沪线转浙赣线，到江西鹰潭转1957年建成的鹰厦铁路到厦门，再改乘长途汽车。后面一条时间和精力都颇费周折，却是我回老家探亲的首选。原因是喜欢厦门这个城市，也因为这个城市也属于登翰(很理解80年代他为什么那么热衷评述同是厦门人的舒婷)。那时候，从揭阳开出的长途汽车，经过粤闽边境的诏安、云霄，进入漳州、厦门，油然有了说不清的奇妙感觉：似乎是从溽热进入秋凉，人的步履和语调开始变得平缓、柔和，感染之下，你的焦躁情绪也跟着松弛，有了细察、遐思的可能。这也是为什么福建盛产才子才女的原因。在厦门，我曾寄宿登翰在中山路的家，尝过他母亲做的美味春卷。从他家步行不到十分钟就是开往鼓浪屿渡轮停泊的鹭江。沿着江边走道，曾听他讲述关于生活、写作的计划，他在爱情上的甜蜜和苦楚。因为他曾当过《厦门日报》记者，借这个关系得以在1958年炮战停息之后，在何厝的边防民兵指挥所楼上眺望隔海的金门。在鼓浪屿菽庄花园的礁石和海滩边，不约而同想起曾经喜欢的诗人那“日光岩有如鼓的涛声”(郭小川《厦门风姿》)的句子。也曾在他的鼓动下，傍晚渡海在鼓浪屿教堂(记不清是三一堂，还是福音堂或复兴堂)听《茶花女》全剧录音。小说《茶花女》我们是知道的，歌剧却毫无知识，既不知道是哪一款录音，当时也从未听说过卡拉斯、蔻楚芭丝、多明戈、小克莱伯的名字。不到四十分钟，登翰已经发出轻微呼噜声，我爱面子，用全部意志力强撑着不让眼皮耷拉下来。当晚的歌剧虽说一无所获，散场后走在安静的鼓浪屿小街，夏夜凉爽惬意的海风却难忘……奇怪的是，尽管有许多的交流，我们却从未谈过各自的家庭。我见过他母亲，也从未问过她的身世职业，也不知道登翰还有兄弟。对他的家庭情况很晚才有所了解，更多的细节则是读了他这本书之后才知晓。也许我们那时年轻，无意识中多少会以自我为中心，而且总以为父母永远不老。

上世纪90年代登翰写有《寻找生命的尊严》的散文集，偶然看到他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印有这样的题记：“失去的东西是找不回来了，即使找回来，已不是原来的东西。人生是一个过程，生命便是在永远的寻找、失落，再寻找、再失落……中。”这是他的总结，也是他的感慨。“侧影”写到很多的无法再找回的“失去”，有文字难以表述的苦涩、痛楚。但细细读过，也能体会到他自己和家庭在挫折中的坚持，那些没有明言的寻找中获取的精神财富。

1979年底，登翰从生活了20年的闽西北山区来到福州，在题为《瞬间》的诗里写道：

所有丢失的春天

都在这一瞬间归来

所有花都盛开，果实熟落所有大地都海潮澎湃

生命像一盆温吞的炭火突然喷发神异的光彩

发现和把握这一具有创生意味的神秘瞬间，是登翰对时代转折的敏感，是长久受压抑的活力得到释放的惊喜，是对积聚的能量终将喷发的期待。而这一切都根源于他自觉的失去和寻找交错的生命意识。因此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21世纪，他成果卓著。他热情支持年轻诗人为主体的诗歌革新运动，为这个当时受到挤压的思潮提供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依据，并深化了他对当代新诗史的研究。随后，他将学术范围扩大到台湾、香港、澳门，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。在和我合作编写的《中国当代新诗史》中，独立完成台港澳的部分，并在1987年，出版了当时最有学术分量的《台湾现代诗选》;这个选本体现了文学史意识和艺术鉴赏力结合的独特视野。之后他分别主持、并撰写重要章节的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和世界华文文学史的集体项目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，他是大陆台港澳文学、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拓荒者之一,在世界华文文学史概念、范畴与阐释框架的建立上，在诸多复杂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阐释上，他的影响已经从大陆扩展到台港澳和海外的汉语文化圈，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整合研究中引发关注。

过去，我总认为登翰从事这项工作，主要是基于他填补学科空白的动力，以及在福建获取相关资料的便利。读了“侧影”这本书之后，才理解了其中更为深层的因素。这自然是他的选择，但也可以说是课题选择了他。他的生命、情感与家庭、家族历史脉络的深刻联系，让研究者与对象之间发生关联有一种“命中注定”的必然性。文学史研究之外，他也涉足闽南等的地域文化研究，也继续着散文随笔、报告文学的写作。新世纪以来，更致力于书法，将中国传统水墨画融入书法而自成一格，出版了《墨语》《墨象》等书法集，并在福州、厦门、台北、金门、马尼拉等地举办书法展。他的研究，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理论的提升;另一显要的特色是他个人生活经验的加入，因而具有了超越知识拼接、推演的生命温度。他对当代那些“青春历劫，壮岁归来”的诗人 (公刘、白桦、邵燕祥等)的评述，也可以用来说明他自己的学术品格：“历史的断裂和重续，凝定在个人的生命里，并且在他们重续自己的曾被阻断了的社会理想、美学理想和歌唱方式中表现出来。……在他们有关个人曲折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的表现中，凝聚着历史的沧桑。”(《中国当代新诗史》人民文学出版社版)这体现了研究者个性、经历、对人生、对世界的体验与对象之间存在着“奇妙的契合”。

这几十年，世事纷扰变幻多端，许多事情的发生出乎我们的意料。在走过或繁华或坎坷的路途之后，登翰寻找到自己精神的归属。“侧影”告诉我们，相比起那些炫目的、外在的辉煌光彩来，个体生命的尊严，对亲人的深挚的怀念，对常年生活的土地的难以割舍，是更根本的根基。晚年，他最终落脚在厦门。尽管这个城市发生了许多他并非都乐见的变化，但是，母亲生活一辈子的中山路那座房子还在(虽然已经不属于自己)，沙波尾还在，凤凰木和木棉的花仍在开放，鹭江边还留着亲人的足印，习习海风中也仍能辨认出他们留下的气息……那么，对那些的失去，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?

原文载于《中华读书报》2023年5月3日

作者简介

洪子诚

洪子诚，广东揭阳人，1939年4月生。1961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并留校任教，从事中国当代文学、中国新诗的教学、研究工作，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。主要著述有《当代中国文学概观》(合著)、《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》《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》《中国当代新诗史》(合著)、《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》《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》《中国当代新诗史》(合著)、《中国当代文学概说》《1956：百花时代》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《问题与方法——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》《文学与历史叙述》《材料与注释》《我的阅读史》《读作品记》等著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