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学院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一种标配。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，在坊间流行一个偏见，没有医学院的大学就“不高级”、“不入流”。而医学生在“专业鄙视链”里也明显高于其他学科。至于有医学院训练背景的专科医生，也能毫无压力地成为一个地方收入最高、最有体面的职业人之一。实际上，这只是一段十分短暂的历史。在医学院成为培训医生的唯一场所之前，和其他职业一样，医生也往往产生于学徒制。在学徒制走向医学院的转型期，交学费，听几场讲座或参加几次课程，就可以拿到学位挂牌行医（有的要求必须学习古典知识）。书友们熟悉的福楼拜笔下的19世纪法国医生“包法利”，在其职业训练过程中就有学徒制和学位雏形的影子。

(资料图)

19世纪，在美国医学史上赫赫有名的贝尔维尤医院也举办了医学院，开设医学课程，师生可以使用贝尔维尤医院的临床资源。作为美国最古老的公立医院，贝尔维尤照护最弱势群体，成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支平民救护队。即便在它的医学院，读者也可以看到早期医学院教育的种种限制，诸如教师不重视教学，不招收女生，认为男女同校会妨碍医学精神。此类在今天看来荒唐的观念盛行于19世纪的医学院。贝尔维尤不同的是，它在不断打破界限，并且开设了第一所女护士学校。

下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《贝尔维尤：美国公立医院的死与生》一书，摘编有删节，标题由摘编者所起。注释见原书。

原文作者 | [美]戴维·奥辛斯基

《贝尔维尤：美国公立医院的死与生》，[美]戴维·奥辛斯基 著，武忠明 译，译林出版社，2022年11月。

“该领域现在向所有人开放”

19世纪头十年，在美国获得医学学位的学生不到400人。1850年至1859年期间，这一数字达到17213人，与国家的突飞猛进正相匹配。现在，多数美国城市都拥有一所医学院，一些农村小镇也是如此。但并非每个人都将此视为进步。

美国最早一批医学院，附属于哈佛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、达特茅斯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著名大学，曾要求申请者受过一定程度的古典教育——至少要熟悉希腊语、拉丁语和自然哲学（物理学）。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新的“专有”医学院对学生要求不高，能支付学费和其他费用即可。通常是一些当地医生租下一栋建筑，举办一系列讲座，向学生收钱，然后颁发学位。没有专业监督，因为多数议会已经废除行医执照，理由是它剥夺了普通公民选择所爱职业的权利。正如缅因州报告说，“该领域现在向所有人开放”。

营利是主要驱动力。目标是将尽可能多的人装进教学楼。大学毕业生很少申请，他们更喜欢法律和神职人员等高尚专业。一旦被“录取”，医学生就要上两个学期的课——科目随教职工的规模而变化。在一所有五位“教授”的医学院，学生每个工作日都要坐着听完五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演讲；这一学期大约持续四个月，为了“巩固记忆”，第二年还要逐字逐句地重复。没有实验室工作（除了基本的解剖课），也没有机会检查病人。要想毕业，只需通过一场简单的考试，交纳毕业费，有时还要写一篇论文（一位现代观察家将其比作“大二学生的学期论文”）。

《医院革命》（New Amsterdam，2018）第一季剧照。

如果一名年轻人跟当地医生做学徒，然后就可挂牌行医，那他为何还要花这笔钱呢？其中一个原因是，医学教育可能确实帮助了那些专心听讲、参与解剖的人。在波士顿、费城和纽约这样的城市，医学学位能吸引富裕病人，因为在这些城市，文凭更重要。

内外科医生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，与哥伦比亚学院、纽约医院和城市的医学精英有着密切联系。1856年，它搬进第23街和第四大道拐角处一栋砖与褐石结构的大楼，里面有空间充足的教室、一间外科手术剧场以及一处有25张桌子的解剖空间。没有什么能比这次搬迁更好地反映其崇高地位了。其宣传册夸耀说，房间内取暖用的是热风炉，照明用的是煤气，还用上了克罗顿河里纯净的水。建这栋楼共花费九万美元巨款，全部由在那里任教的教授出资。

这些教授有能力做到这一点，很耐人寻味。内外科医生学院长期以来招聘的都是在医学界声望卓著的教师。有幸在那里教书的人，一般都会待到退休或去世。这一职位既能保证从学费中获得稳定收入，又可私人执业，吸引了纽约上层人士。不足为奇的是，尽管招生人数稳步攀升，但教师职位的数量始终稳如磐石——固定在七八个。排他性自有其回报。

在这些年中，没有哪位教师比瓦伦丁 · 莫特医生更为杰出了，他后来创立了纽约大学医学院，成为贝尔维尤未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19世纪40年代的贝尔维尤医院。

莫特：

一位医者的声名鹊起

美国医学史家认为，莫特是当时最卓越的外科医生。他同时代的人则更进一步。“这个男人是众人的父亲，”一位对莫特的教养无比崇敬的仰慕者这样写道，“他敦厚，温顺，心灵纯洁，言语谨慎，衣着整洁，身姿挺拔，行走时像个敬畏上帝的人，尊重同胞的权利和感受：总之，是一位完美的绅士。”

莫特于1785年出生于长岛，父亲是一名贵格派医生。他曾在纽约市著名外科医生瓦伦丁 · 西曼门下当学徒，而后远赴英伦深造。他训练有素，师门谱系无可挑剔，返家后在内外科医生学院担任外科教授。当时，欧洲医学界对美国“刀手”（knife-men）的技巧嗤之以鼻，但莫特一直是个醒目的例外。

他是最早一批在髋关节成功截肢的外科医生。他做了数百次截石术，“从活体中取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胆结石，”一个朋友写道，“重达17盎司2德拉克马。”通过把结扎线置于离心脏几英寸处，莫特革新了血管手术。据说，“他的刀法稳健而大胆，但也很轻柔”。他的双手非常灵活，工作起来如行云流水。用英国首席外科医生阿斯特利 · 库珀爵士的话说：“瓦伦丁 · 莫特做的伟大手术比任何在世的人做的都多。”

有一病人，睾丸“因周围肌肉逐渐收缩而被拉起”，莫特设计出一台手术以减轻他的“剧痛”。这是莫特最喜欢的手术之一。（处理“恶性肿瘤”前，据莫特自述，他切除过超过一蒲式耳的睾丸，其中一些睾丸重达一磅多。）眼前这个病例曾让无数“杰出的外科医生”深感困惑，因为病人虽被迫找了个“较无害”的行当，但不影响他在卧室享受“不小的欢愉”。经检查，莫特“决定切下、分割精索神经，并切除一大块提睾肌”，这引起睾丸下垂，疼痛消失。据说，这一结果“在缓解患者痛苦方面……揭示了新的真相”。

他的大部分成功都是在麻醉剂引入前取得的。“莫特早期做手术时，”一位同事回忆说，“会有粗壮的手臂按住疼得扭动身体的人；硬暴力是必需的，这是为了让尖叫的孩子安静：气管必须切除才能保命。他拥有何等的胆魄、何等的坚韧、何等的决心啊。”

莫特热爱手术室，且要价不菲。对于自费病人，一台复杂手术他收费高达1000美元——这在当时是笔巨款——但从来不缺生意。对于慈善病人，他不收取任何费用；他们的作用在于提供临床教学所需的原材料。在给学生讲课时，莫特强调了两条基本规则：外科医生不愿亲身经受的手术，决不可在他人身上实施；一种手术如果没在死者身上做过，决不可在活人身上尝试。

并不是每个人都对他的才能毕恭毕敬。脾气暴躁的纽约日记作家乔治 · 坦普尔顿 · 斯特朗称莫特是个骗子。斯特朗的叔叔患有痛苦的面部神经痛，而莫特承诺说可以缓解。随后进行了一次“非常严酷的手术”，不但没能治好病人，还产生了一笔不小的费用。“最终战胜该病魔—莫特倾尽所有学识都做不到—的大力士是一种相当古怪的制剂，”斯特朗解释说，“这是一种药膏，由擦下的五粒乌头碱（一种毒性极强的植物）配制而成，每日涂抹两次……有药到病除之效。”

不过，失败的情况似乎很少。多年来，有关莫特的一则典型故事，被许多学生一再讲述，说的是他在一次解剖尸体时令人难忘的表现。“手术刀滑落，莫特自己的手指被切掉了一部分，掉到手术台上”，一位目击者回忆道，“或许在此刻，当周围的人都在呻吟时……从未害怕过的他会感到紧张不安……宣布下课……返回他的房间。”

但莫特医生并没这么做。“他把手指放进嘴里，吸了吸伤口，然后用手帕包住，耸了耸肩……继续讲课，直到下课锣声响起。我一直盯着那块手术用的肉……却耽误了为教授包扎手指。医生公会的一位医生溜进教室，保全了他的手指。如今，他可以酒后吹嘘自己救助过莫特医生了。”

贝尔维尤：

一家医学院的诞生

《失去的周末》（The Lost Weekend，1945）剧照。贝尔维尤医院曾在这部剧出镜。

1835年，“因为对事业深感倦怠”，莫特逃离纽约市，开始周游世界。他发表的思想，在当时很流行，是留给时代的最好遗存。“他只对希腊流浪汉的气味、马拉松平原上的大号臭虫和小亚细亚妇女的肥胖症感兴趣。”一位评论家指出。在君士坦丁堡逗留期间，莫特从在位苏丹阿卜杜勒 · 迈吉德的头颅中取出一块肿瘤，从而获得勋章，有人怀疑他还收获了一笔不菲的费用。

在欧洲时，莫特曾与朋友通信，说要在纽约大学创办一所医学院，而这所学校是十年前才特许的。莫特深知自己的名字会是一块金字招牌。他计划模仿哥伦比亚学院和内外科医生学院的安排：医学院将通过大学提供学位，但在其他方面自给自足。与内外科医生学院一样，师生可以充分享受贝尔维尤医院的临床资源。

虽然很少有人怀疑在美国最大的城市再建一所医学院的必要，但该项目的商业化程度引得了一些人注意。莫特和同事们计划招收几乎所有能负担得起费用的白人男性学生。他们解释说，如果标准严格，就会排除掉那些想当医生的人，这样于公众健康有损。有一些学校教育总比没有好。

规模庞大的271人入学班，几乎包括所有申请者。只有黑人、妇女和纯文盲被拒收。除非完全无知，谁会舍弃“有尊严、受称赞的”内外科医生学院，选择“这种腐朽和可耻的事业”？一位评论家尖刻地说道。“天知道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无数文凭工厂里的所有医生，会变成什么样子。”

学费每学期105美元，加上5美元“入学”费，10美元“破损费”（设备破损），20美元“解剖”费。学满4个学期才能毕业，再加30美元“毕业”费，每名学生的总费用达到550美元，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据账本记载，扣除支出，教职工每年分红近4万美元。

教师皆由莫特仔细挑选，起码可以说是兼收并蓄。约翰 · 德雷珀，《骨骼法案》提出者，宣扬现代科学的优势；而马丁 · 潘恩，固守传统，教授使用甘汞和手术刀的古老方法。（据说，要想通过潘恩的考试，只需对每个问题这样回答：“治疗方法是放血，先生。”）约翰 · 里维尔，殖民地爱国者保罗 · 里维尔最小的儿子，是莫特最亲密的朋友之一。他是一名才华横溢的作家，所撰《医学论》是那一时代的典范之作。

医学院里的女生：

成为问题的性别

1861年初，莫特和团队宣告在贝尔维尤的土地上建一所新学校。很自然地，他们强调了一所医学院和一家拥有“雄厚”临床资源的医院之间的联系。在贝尔维尤，学生们可以在课堂和病房之间无缝衔接地穿梭。分娩和手术将被实时研究。

没有严格的入学标准，只要跟从“负责任的从医者”进行为期三年的学徒训练即可，而这一标准也很少得到执行。课程包括四个学期的讲座、产科和外科的临床实践以及停尸房的解剖课。毕业需要通过“各教学部”的考试，并上交“一篇令人满意的手写毕业论文”。40%的入学新生住在纽约州之外，许多人来自新英格兰，少数人来自外国，这似乎证明了这所与医院相关联的医学院的希望与前景。

《心灵点滴》（Patch Adams，1998）剧照。

然而，这所医学院的吸引力尚有不足。学生抱怨说，枯燥乏味的讲座太多，而病床边的探视太少。让学生深感苦涩的是，教员们“习惯性地不守时”，相比教学职责，他们对自己“普通的职业生意”更感兴趣。学生们想要的显然不只是“慷慨的金钱补偿”。最终结果是，医学院通过了一项针对“失职”教员的模糊决议，但从未实施过任何处罚。

贝尔维尤录取的学生全是白人和男性，这反映出当时的种族和性别界限。几年前，在哈佛大学医学院，几名教师试图悄悄招收一名女性和三名黑人，这在校园内引起一场全面反抗。学生们称此举“在社交上令人厌恶”，他们成功地威胁要集体退学，“到其他地方完成我们的医学研究”。

南北战争之前，仅有一名女性在美国的医学院获得学位。希望当医生的妇女经常就读于女性顺势疗法学院。到19世纪60年代，曼哈顿就有两所，但由于可供利用的资源很少，学院就鼓励学生去贝尔维尤旁听医学讲座，这些讲座向任何买票的人开放。1864年，《纽约时报》发表了一篇让熟悉医学院文化的人并不感到惊讶的报道。报道称，女性访客在贝尔维尤屡遭侮辱，她们害怕去那里。

该报道激起一连串来信。有些人指责一帮男学生“没教养”，说出的“污言秽语严重违背道德，令人不堪启齿”。但也有一些人认为，男学生的粗鄙可笑之行径，不如女学生的错误野心更具挑衅性。“医学专业，”有人说，“对她们来说高不可攀。”

《实习医生格蕾》（Grey’s Anatomy，2022）第十九季剧照。

一位自称“老派母亲”的写信人担心，男女同校限制了适当的教学内容，从而对男女两性都造成伤害。在男女混合的情况下，真的有可能讨论身体的私密部位和手术吗？“最能干和最著名的一位医生告诉我，在贝尔维尤讲课时，他因发现听众是女性而脸红。带着这样的感觉，他就无法真正地发挥他的主题，他的男子气概受到冒犯，他必须小心措辞，装点词句，尽可能不冒犯到女性。医学讲师难道要这样受搅扰和束缚吗？”

《纽约时报》表示完全同意。该报认为，某些场合不适合男女混杂，这里显然是其中之一。“就我们而言，我们认为，在本市最大的医院和医学院……男女混杂不利于专心学习。”

这个问题不会很快消失。贝尔维尤虽有一些教职工可以忍受女性旁听生，但也有人试图将她们赶走。一直以来，对于这一代没其他地方可去的女旁听生，只有贝尔维尤愿勉强接收。1916年，安娜 · 曼宁 · 康福特医生回忆自己50年前在纽约市当医学生时，走进贝尔维尤巨大围墙内的恐惧感。“当时有500名男学生。他们嘲笑并嘘我们，”她写道，“还有那些‘老战马’，医生们也加入这帮男学生的队伍。医院里的所有工作都尽可能安排地令我们厌恶和不快。”

每次来都会受到新的侮辱。“如果我穿方头鞋，挥动手臂，他们说我太男人，如果我带把遮阳伞，头发上戴条丝带，他们说我太女人。”很多同学相继离开，而曼宁 · 康福特坚持了下来。事情已过去50年，她仍记忆犹新。她指出，女学生在贝尔维尤的生活“难以想象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