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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遗憾，因为疫情，也因为个人身体的原因，无法赴京参加谢冕先生九十华诞的诗学研讨会。在这里仅表示一位远在故乡的老同学、老朋友的祝贺。

我和谢冕相识于进入北大的第一天，迄今六十六年。人生很长又很短，没有谁能拥有两个六十六年的友谊。于我，这是很珍贵的一笔财富。我们那时年轻，在那个谢冕称为“应百花时代的召唤”共赴的“春天的约会”，尽情地挥霍青春和梦想。我们爱诗，为诗做过许多正事和傻事，也为诗尽情歌唱和为诗沉默忧伤。当年谢冕说过：爱诗如命，他以自己的毕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。他的生命是和诗联系在一起的，我们说起诗，就想起谢冕;我们说起谢冕，就想起诗。

谢冕来自福建，有着南方才子的多情和多思;但六十多年的北京生活，使他同时拥有了北方汉子的豪爽和大气。这是谢冕的人生，也是谢冕为人和作文的风格。他温柔、热情、敏锐和敏感。当欢乐来临，他是最先感受欢乐也最善于表达欢乐的人;而当山雨欲来，他又是最先预感风暴的那个人。1961年秋天，他已毕业，初婚，下放在斋堂公社。我也面临毕业，去看他，也是告别。谢冕后来回忆说：“他从北京坐了火车，又乘长途汽车，辗转了整整一天来到我工作的斋堂公社。时近深秋，树木萧瑟，枯山寒水，我们上山摘了许多酸枣，想留下一些快乐的记忆。天气是变得凉了，我们心中充满寒意，就此一别，后会难期，彼此心中怀有隐藏的不安。”我永远难忘那个离别的秋天，我们对坐在斋堂乡下的炕桌前，面对满山采来的甜中带酸还有点涩的野山枣，竟都无言。在严寒和风雪到来之前，他已敏锐地觉察到未来岁月的不安，不仅心酸和疼痛，还有各种坎坷和磨难。

在学术上，他敏锐的艺术感觉，从细微处开始，早期的《湖畔诗评》，就是这样的代表。他几乎写遍了中国当代重要诗人的个案，如他诗评集《共和囯的星光》所命名。

在熬过了那个禁言的十年，他是最早觉醒并勇敢走出来的那群人之一。他的敏感和敏锐，不再囿于局部。当1980年4月，在他参与策划的南宁诗会——新诗重生后的第一次百人盛会上，在那么多错杂喧哗的声音中，他最先敏锐地察觉出新锐的诗歌声音，最先预感到随着历史的变局所将出现的诗坛的变貌。如今重读当年那篇文章，或许不觉得怎样。但你不能不承认，文中一股鼎革的锐辩之气，迎面扑来。在当年尚还留有诸多陈旧的反对声音中，就一句宽容或包容的话，都需要莫大的勇气;何况是一个新人崛起的命题，广泛而深刻，包含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到来和新的诗歌生命的诞生，最终落实在一个新的美学原则崛起的哲学命题上。

谢冕的南宁发言和后来应《光明日报》约稿的那篇短文，被定格在新诗的历史上。这或许只是偶然，却又是历史的一种必然。此后谢冕直接承受着更多责难，也扛起更大的责任。他的敏感和敏锐，视野和思考，不再只在局部和个案。他着眼全局，较之前此的研究，有了一种质的变化。很遗憾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，我的学术关注点转向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，错失了跟随谢冕学诗的机会。我不知道，在迎接新世纪和新诗百年庆诞的前前后后，谢冕自己或联合志同道合的爱诗者——包括他的朋友和学生，领衔策划、编选、撰写了多少部大型诗歌丛书?这些浩大的诗歌工程，致力于新诗的经典化，每以数百万言计，作为一代人的诗歌记忆，留在中国的新诗史上，成为历史的财富。这是谢冕最快乐的时候，也是谢冕最才华横溢、最富于创造的时候。他像北方的汉子，像一个猛士，他大块吃肉，写大块文章，做超人般的学问，尽情地释放自己，无所顾忌地创造自己，创造新诗研究的一抹辉煌!

谢冕期盼已久的百花盛开的春天，这才到来!

谢冕是个唯美者，或者是个完美主义者。他无法忍受一切丑陋、苟且和残缺。他追求美诗、美文，还有美食。或雅或俗，他不要高贵，只求完美!他生于南方，挚爱南方的优雅和精致;又长于北方，神往北方的粗犷和浩阔。他是个诗人，无论他写诗或不写诗，他都以一个诗人的定位，看待人生，看待生命。他写诗评、诗论，语言之讲究，如在写诗;他写散文，寻求的境界，至雅或至俗，亦如写诗，他是诗评界里最优秀的散文家。他的人生多彩，颠簸起伏，隐入谷底，涌上峰巅，亦如一首诗。诗不会老，诗属于青春。我怎么也不能想象，我们是在讨论九十岁的谢冕的诗学。对于谢冕，时间不是丈量生命的标尺。当我读着谢冕的《换骨记》，我觉得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的青春的声音!

那么，让我们致敬，为一个九十岁的年轻人的青春生命!